2005年10月26日的北京，天已经转凉。清晨的医院走廊里，人来人往，一则简短的消息很快在政界和经济界悄然传开——89岁的荣毅仁，在这天与世长辞。许多中青年只知道他是“国家副主席”“红色资本家”，却未必清楚，他身后那五个子女，如今都走上了怎样的道路，又怎样延续着这个特殊家族的气质与选择。
提起荣毅仁，人们很容易想起他的名片：无锡荣氏第四代、著名实业家、新中国成立后的爱国民族资本家代表人物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国家副主席。可在他生命落幕之后，真正能说明问题的，往往不是那些耀眼头衔，而是五个子女在不同国度、不同行业里的抉择。这些人的命运轨迹，折射出一个家族从民国商界到共和国舞台的漫长转身。
要看子女，绕不过父亲的一生。1916年，江苏无锡荣巷，一个已经名满江南的商人家庭迎来第四代男丁。荣家当时掌控着遍布江南的纺织企业，被称为“棉纱大王”之家。年幼的荣毅仁，在账房先生的算盘声、纱厂的机杼声中长大。他接受的教育既有传统家训，也有近代工商理念，从小被要求认账本、听报表，练的不是空谈，而是算得清、看得远。
时间拨到1937年，淞沪会战爆发。日机轰炸上海，荣家纱厂遭受重创。21岁的荣毅仁站在废墟前，眼见机器被炸得扭曲变形，仓库里成堆棉花被点燃，那种无力感对一个年轻继承人来说冲击极大。彼时中国民族工业普遍脆弱，在外敌入侵下几乎难以招架。也正是这场战争，让他意识到，家族企业的兴衰已不再是私人之事，而是同国家命运绑在一起。
抗战结束后，荣家重新修复生产，很快又在上海恢复了影响力。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，国共内战接近尾声，许多工商界人士选择南下香港、远走海外。黄浦江边的荣家公馆灯火通明，送来的人、递来的劝告一批接一批。有人好心相劝：“局势难料，还是留条退路。”荣毅仁却把“退路”撕得干干净净。他看重的是厂房里那几排崭新的德国纺机，舍不得的是已经成型的技术工人队伍。这种坚持，在当时的资本家圈子里并不多见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上海纺织业在全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。荣毅仁主导的申新纺织系统，在1950年前后仍然保持较高产能，仅其中一座大型纱厂，就贡献了全国相当比例的棉纱产量。战争时期，他通过香港渠道筹措外汇，支持国家采购包括战机在内的急需物资，这些往事后来被许多人提起。对他来说，企业不是单独运转的机器，而是民族工业的一部分，“实业报国”不再只是口号，而是实打实要拿真金白银出来承担。
进入1950年代中期，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进公私合营。很多民营企业主心里打鼓，不知该如何应对。荣毅仁在股东大会上的态度很鲜明，他认为历史走到这一步，躲是躲不过去的，与其被动，不如主动参与进来。房契、地契和股份控制权，都在这一轮调整中交出了手。他本人则从企业负责人转而担任公务职务，走向体制内。
1957年前后，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长。按一般人的想法，从资本家变成副市长，理应收入增加、待遇提升。但他却主动提出降低自己的工资标准，按普通干部级别领取薪金。有人不理解，他也不多辩解，只是把节省出来的那部分钱，用于扫盲、教育等具体项目。这个行为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引起不小反响，也让“红色资本家”这个说法开始被认真讨论。
到了1970年代末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，已经年过花甲的荣毅仁，再一次回到前台。1979年，作为中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探索者之一，他参与发起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，即后来人们熟知的中信公司。那会儿，中国对现代金融、跨国资本运作的理解还处在起步阶段，很多概念都需要从头学起。荣毅仁花大量时间与国内外专家、工商界人士沟通，既要考虑国家利益，又要顾及市场规则，这无疑是一块很难啃的硬骨头。
从无锡荣巷的家业继承人，到上海的民族工商业代表，再到国家领导人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关键人物，这条轨迹为他的五个子女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成长环境。家里既有旧式商号的纪律，也有新中国政治生活的规范，对下一代的影响可想而知。理解荣家子女现状，离不开这种家风：一方面重视事业，另一方面又刻意保持低调。
一、长子荣智健：在金融与实业之间走钢丝的人
在五个子女中，长子荣智健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位。作为“荣氏第五代”里的代表人物，他既继承了家族在实业上的传统，又踏入了金融资本这样更复杂的领域。改革开放后，香港、内地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，他所肩负的角色，也远比一名普通企业家要重。
荣智健早年受教育环境颇为优渥，中英文俱佳，对现代企业管理和国际金融都有系统接触。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进入中信体系工作，后来担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，常年往返于北京、香港和海外金融中心。办公室墙上挂着“戒欺”二字，据说正是出自父亲手书。这四个字对一个掌握庞大资金流向的企业掌门人来说，既是提醒，也是一种警钟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实业投资方面延续了父辈“眼光要放长”的思路。八十年代中后期，他推动对内地能源、电力项目的投资，其中珠海电厂项目颇具代表性。当时很多港商更偏爱短平快的房地产、贸易类项目，对这种投资周期长、回报慢的基础设施项目兴趣一般。面对质疑，他仍坚持走完论证流程，选择在关键节点投入。相关项目后来成为珠江三角洲能源供应体系的重要支撑，对此圈内有不少评价。
当然，身处资本市场漩涡中心的人，很难一生风平浪静。进入二十一世纪后，围绕中信泰富个别项目的风险事件，曾引起媒体高度关注。外界议论颇多，但从整体轨迹来看，荣智健在企业治理、风险控制上逐步作出调整，卸任前后也有较多反思。不得不说，这位长子身上既有一代红色资本家留下的谨慎，也有市场经济浪潮中难以完全避免的起伏。
目前，他的生活重心逐渐从一线管理岗位退下，更多以顾问、资深工商界人士的身份出现。在公共场合，他谈及父亲时常强调“守信”“守法”这两个词。对一个在金融圈打拼多年的企业家来说，这样的表述并不花哨，却延续了荣家一贯的价值取向。
二、女儿与次子：在光环边缘选择各自的路
五个子女中，女儿们的名字出现频率相对较低，但其中的故事并不简单。三女荣智婉的经历，尤其让很多了解内情的人感到惋惜。年轻时的一次医疗误诊，使她的智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从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，到需要家人长期照顾，这样的落差对任何家庭都是考验。
荣毅仁对这位女儿的安排，颇具他一贯的思路。他并没有把她完全保护起来，反而希望她在社会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于是，荣智婉在家人陪同下，长期在福利机构参与力所能及的工作，比如帮着整理物品、照看更需要帮助的人。有人曾问起：“这样安排，会不会太辛苦？”家里人的回答大意是，让她知道自己还能帮到别人，这比单纯被照顾要好得多。这种安排有些朴素，却体现出荣家对“责任”二字的理解。
其他几位女儿多选择低调生活路线，有的留在内地从事专业技术或管理类工作，有的长期定居海外，从事教育、公益或文化交流相关领域。她们在公开报道中的出现并不多，即便参加重要活动，也多是站在家属席位，鲜少主动在媒体前发声。有意思的是，了解荣家情况的人提到，这几位女儿在家庭内部讨论问题时颇有主见，尤其是牵涉公益方向和家族基金的使用，意见并不完全一致，争论也不少。
次子在家族结构中相对处在“中间位置”，既不像长子那样承担家族对外形象，又不如幼子那般被寄予某些象征性期望。他受教育背景较为国际化，曾在境外学习深造，掌握多门外语，在经贸合作、跨国项目协调方面有过参与。只不过，他更习惯在幕后工作，不太愿意站在聚光灯下。
从其职业路径来看，一方面与中信体系和家族相关企业保持一定联系，参与部分事务；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专业方向，涉及国际商务和咨询类工作。外界对他的评价不多，却有一个较为一致的印象：做事认真，话不多，不争名头。这在一个名人家庭中，反而形成了别样的稳定感。
总体看，女儿与次子这条支线，让人看到荣家对子女职业选择的态度并不强势。家庭教育强调的是“自立”和“守本分”，而不是在公众面前不断强化“红色资本家后代”这种标签。这样的风格，对于希望安静生活的后代来说，算是一种保护。
三、小儿子荣智明：从家族基金到西北荒滩
五个子女中，小儿子荣智明的路线，既贴近家族传统，又有鲜明个人选择。他曾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，对西方金融制度和公益基金运作模式都有系统学习。回国后，接手家族相关基金的管理工作，逐渐成为荣家在公益领域的重要决策者之一。
有一件事情，常被人当作他个人风格的代表。家族基金的收益本可以投向多个方向，比如教育奖学金、医疗项目、文化保护等，选择余地很大。但荣智明最终决定，将相当比重用于西北地区的植树造林和生态修复。他在解释这一选择时，提到过父亲早年对黄土高原、水土流失问题的关注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荣毅仁随中央工作组到西北、华北调研时，就对风沙侵蚀印象深刻，多次提过“治沙”这个话题，只是当时条件有限，很多设想难以实施。
荣智明在成年后，多次深入西北腹地实地考察，走进一些普通人平常根本不会停留的地方。有乡干部半开玩笑说：“你一个大资本家后代，怎么跑来盯着这片荒滩？”他的回答很直白：“钱总要花在一个见得见、摸得着的地方。”在他看来，植树工程耗时漫长，却最不容易被夸大效果，十几年、二十年过去，树要么活着，要么死了，结果清清楚楚。
基金项目启动后，一些区域在多年持续投入下，沙化趋势有所缓解，局部生态环境得到改善。虽然谈不上改变全局，却实实在在影响了一些村庄的生活条件。当地有老农民说过一句话：“这些外地人，是真在这里种树，不是来走走过场。”这话朴素，却是一种认可。
多年下来，荣智明把自己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这些看似“不赚钱”的事情上。与长兄在资本市场的高强度运作相比，他的节奏显得慢很多，却在另一条轨道上延续了荣家重视实业、重视实体贡献的传统。只不过，这一次“实业”的对象，不是纱厂机台，而是一片片沙地和台地。
从路径上看，他既是“红色资本家”后代，也是某种“环保公益人”。这两个身份叠加在一起，多少带点时代特色。对比父辈那代人修路、办厂的方式，这一代选择在大地上种树，目标依旧是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，只是手段更加多样。
四、守在家风里的五兄妹：从八宝山到无锡老宅
再回到2005年的那个深秋。荣毅仁在北京逝世后，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。那天，银杏叶落了一地，来送行的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、各界人士，还有不少与荣家共同工作多年的老职工。有老工人注意到一个细节：守灵时，五个子女坐的，不是新置办的椅子，而是父亲办公室里用过多年的旧椅子，扶手已经有些磨损。
这一幕让不少人心里一紧。有人低声说：“老领导在的时候，就不太讲排场。”这种“旧椅子守灵”的选择，很难说是刻意安排的“表演”，更像是一种顺手的习惯，反映出家族对简单生活方式的认同。对许多经历过艰难年代的那一代人来说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必然把生活推向铺张。
告别仪式结束后，五个子女渐渐淡出公众视野，各自回到原有节奏。有人继续管理企业，有人继续扎在公益项目里，也有人选择较为安静的家庭生活。不过，有一个约定一直持续——每年清明，全家尽量回到无锡老宅，在荣巷那棵父亲亲手栽下的香樟树下聚一聚。
这棵香樟树，是荣毅仁当年从外地带回树苗种下的。几十年过去，树干逐渐粗壮，树冠越撑越开，已经成为荣巷一处极有辨识度的标记。五兄妹围坐在树下开小型家庭会议，既聊各自生活，也谈家族公益项目的安排。据了解，他们讨论最多的，不是如何扩大家族资产，而是父亲生前牵头创办的盲童学校、残障儿童福利项目未来怎么继续办、办得更扎实。
试想一下，这样的场景同那句“资本无颜色，人心见赤诚”放在一起看，多少有些意味。荣家已经不再是旧式意义上的“家族企业王朝”，成员散居北京、香港、英国、美国等地，却通过固定的节奏维系着共同的价值核心：尊重劳动、看重信誉、愿意在社会领域长期投入，而不是短期作秀。
从整体来看，荣毅仁去世后，这五个子女的现状，大致呈现出几个特点：其一，各有专业方向，很少出现围绕“家产”争执的公开风波；其二，对公众身份有清醒认知，尽量避免制造话题；其三，在公益与社会责任方面，延续并放大了父辈的关注点，从扫盲、教育，到生态、残障群体帮扶，路径各不相同，思路却相通。
中信大厦里，目前仍陈列着荣毅仁生前穿过的西装，袖口位置磨得有些发白，暗示着频繁伏案工作的岁月。对于熟悉他经历的人来说，这件西装与其说是纪念品，不如说是某种象征——一位出身旧式工商家族的“资本家”，在新中国政治与经济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进而影响到下一代的人生方向。
从无锡荣巷的青石板路，到北京高楼里的办公室，再到西北风沙中的一片片树苗，时间线拉得很长。荣家的五个子女，就分布在这些不同场景之间，各自扮演角色。有人在会议室里盯着报表，有人在福利院里陪着孩子，有人在荒山上看着刚种下的小树能否熬过第一个冬天。
关于他们的故事，并不会像父辈那样写进宏大的历史叙事，也很难被当作传奇一再讲述。但从目前可见的轨迹来看，这五个人在各自位置上，延续的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价值判断：财富可以流动，身份可以转换，真正要保住的，是那条从纱厂车间一路延伸出来的线——把自己的命运，同更大范围的群体联系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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