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9年，杜月笙在香港吃饭，3个地痞流氓挑衅闹事。眼瞅打不过，流氓们立马翻窗逃走，而保镖从地上捡起杜月笙的皮包，冷不防一声惊叫：“不对头！”
1939年的皇后大道中，雨水沿着骑楼的立柱往下淌，空气里混杂着海腥味和难民身上那股洗不掉的霉味。杜月笙坐在“南燕沪菜社”的二楼雅座，有些心神不宁。
此时的他，已经不是上海滩那个呼风唤雨的“土皇帝”，而是一个避祸香港的“寓公”。
虽说是避祸，但杜月笙的排场依然在。他穿着那件标志性的长衫，外面罩着黑色哔叽马褂，因为常年哮喘，手边总少不了一瓶德国拜耳的药粉。
这一天，他看似是在品尝家乡的油爆虾，实则是在等一个消息。他随身携带的那个牛皮公事包，就放在身侧的红木椅上。
包里除了几本随时可以兑现的汇丰银行空白支票簿，还有几封关于内地抗战物资调配的绝密信函。在这个特务遍地的香港，这只包若是落在日本人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意外就在一瞬间发生了。
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跑堂伙计，端着一盘糟钵斗上来，身形一晃，借着上菜的遮挡，那一瞬间的功夫，杜月笙只觉得身侧一轻。
等身边的保镖反应过来去摸腰间的铜钱镖时，窗户大开，那个伙计早已像只燕子一样翻窗而出，消失在九龙塘密密麻麻的弄堂雨幕里。
这人身手之快，绝不是普通的毛贼。
负责这一区治安的华探长杨有斋闻讯赶来，脑门上全是冷汗。杜月笙是什么人？那是跺跺脚上海滩都要抖三抖的人物，如今在自己的地盘被偷了贴身皮包，这简直是打脸。
杨有斋当即拍着胸脯保证：“杜先生放心，香港只有这么大，我这就封锁街区，挨家挨户地搜！就是把地皮翻过来，也把那个贼挖出来！”
手下的警探们一个个摩拳擦掌，警哨声此起彼伏，眼看着就要把周围的难民区搅得鸡飞狗跳。
“慢着。”杜月笙轻咳了两声，脸色虽然阴沉，但语气却出奇地冷静。他抬手制止了正要冲出去的杨探长。
“杜先生？”杨有斋一脸不解。
杜月笙端起茶杯，抿了一口，缓缓说道：“杨探长，你是要抓贼，还是要东西？你要是现在大张旗鼓地搜，那个贼走投无路，要是把包里的东西毁了，或者是……卖给了不该卖的人，这个责任，你担得起吗？”
杨有斋愣住了，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。是啊，这包里要是真有涉及抗战的机密，狗急跳墙的后果谁也负不起。
“那……依杜先生的意思？”
“撤哨。”杜月笙淡淡地吐出两个字，“把人都撤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放出风去，就说杜某人丢了个包，里面没什么要紧东西，就是几件私人物品。若是哪位兄弟捡到了，送回来，杜某人必有重谢，既往不咎；若是不方便露面，扔在门口也行。”
杨有斋虽然心里打鼓，但看着杜月笙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，只能照做。
接下来的两天，杜月笙像没事人一样，照常喝茶听戏。他身边的亲信却急得嘴角冒泡，那包里的空白支票若是被填了数字去兑现，损失可是天文数字。
杜月笙却只说了一句：“江湖上的朋友，求财是为了活命。既然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把包顺走，说明这人有点真功夫。有本事的人，通常都讲几分规矩。”
果不其然，第三天深夜，杜月笙寓所的后门传来一声轻响。保镖冲出去时，巷子里早已空无一人，只有一个用油纸层层包裹的包裹静静地躺在台阶上。
打开一看，正是那个牛皮公事包。
包里的空白支票一本没少，那几封绝密信函连信封的火漆都未曾动过。唯一少的，是杜月笙放在夹层里预备打赏下人的一叠港币。
几天后，有人在码头见到了那个跑堂的伙计。原来此人名叫陈友，祖籍福建，据说是南少林俗家弟子的后人，流落香港为了给家中老母治病，才铤而走险。他原本以为偷的是个阔佬，打开包一看那些文件和杜月笙的名讳，才惊觉烫手。
陈友后来托人带话给杜月笙，说他虽然是贼，但也知道“有些钱能拿，有些东西不能碰”。杜月笙听后，不仅没有追究，反而让人给陈友送去了一笔钱，足够他母亲治病和做点小生意。
杜月笙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人生有三碗面最难吃：人面、场面、情面。”
在这场失窃案中，杜月笙把这“三碗面”吃得通透。他深知在当时鱼龙混杂的香港，若是动用警力强压，只会逼得对方鱼死网破。
那个窃贼陈友，虽身处底层，但也守着江湖最后的一点道义。杜月笙给了对方一条生路（情面），保全了自己的秘密（场面），也赢得了江湖的尊重（人面）。
1951年，杜月笙在香港病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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